„你们告去,我就是当官的“

2010年12月26日,四川省绵阳市富安百货旁,一辆奥迪车Q7上的人与行人发生纠纷。路人打了110唤来警察,从车上下来的一名打人的女人嚣张地说道:“你们告去,我就是当官的“。警察来后,将4人带上警车,被群众拦下要求当面道歉。但对方一直不下车,出于气愤,有人开始拍打车,警察也越来越多……
能够见诸于媒体报道的类似事件,总计起来,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已经达到三天一大起,两天一小起。
且不论那女人是否真的就是当官的,但嚣张的一语已经将现社会中的官民矛盾突显出来。
汉娜 阿伦特在一九四五年写道 “恶将是战后欧洲知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,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战后的根本问题。” 我在想,恶现在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。这个社会的权力既没有外在制衡,也缺乏内在的反省。
“我是无法无天,叫‘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’,没有头发(法的谐音),没有天。” 毛泽东于一九七〇年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·斯诺如此说到。毛的这一说,带着他的人格魄力。在当时那个封闭的制度和国度里,毛摧毁了官僚机制,排斥了资本主义,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,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 — 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!”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过来漫长的专制传统、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、外来者的入侵,这一切客观因素对中国人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之渴望。人们期盼他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,给予他们安全,洗刷种种屈辱,赋予他们新的人生意义与方向,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。
人对食物和性都带着天然的欲望。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和普遍存在的物质压力,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,因此中国人还带着权力的欲望,他们带着对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。权力是中国社会的宗教,它给予生活以保障、赋予人生意义,是种种欢乐与痛苦的源泉。
12月25日,是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117岁的冥寿,北京有数千访民高唱红歌喊口号前往天安门广场的“毛主席纪念堂”鸣冤。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在上午8时许在北京南站聚集后,向毛主席纪念堂进发。访民们统一戴红线帽,高唱红歌并喊口号。报道说,上海访民陈表示,访民去纪念堂看望毛泽东,既不是留恋那个年代,也不是怀念毛泽东,而是留恋那个年代的“相对公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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